阳泉煤业：业绩平稳增长

内容摘要：　改革中，需要使知情同意成为一个长效机制，一方面信息披露应该持续有效地进行，另一方面应该使同意得以实时更新。

改革中，需要使知情同意成为一个长效机制，一方面信息披露应该持续有效地进行，另一方面应该使同意得以实时更新。

当政府的管理方式从单一的直接管理向服务、引导、激励等多种手段并行后，企业对政府管理方式转变的呼应，必然是从被动守法者向主动守法者实现转变，自身建立内部环境管理制度，增强企业守法的主动性，进一步能够得到政府正面的回应，形成良性循环。[7]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对企业行为的监督不应演变为对企业环境自治行为的破坏或不当干预。

第三方治理企业是以对排污企业提供环境污染治理服务而营利的一类企业，它们所提供的服务虽不会直接地增加社会财富的积累，但是会对环境产生正外部性的作用，从而间接性地增加社会的公共福利。(一)积极参与者 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理念的深化，人们意识到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的受害者是全体社会成员，无一幸免。本文因探讨政企共治的环境治理路径，所以仅针对政府对排污企业的环保外部约谈予以展开。其价值在于通过建立这种与环境相协调并且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引导我国的社会经济走上和谐的持续发展道路，特别强调人与环境间的相互促进与相互依存。如对承担环境责任的企业进行绿色补贴与绿色采购等等。

只有当企业的行为影响到环境治理的公共事务，并侵害更为普遍的公共利益，而靠企业自治力量无法解决时，政府才能够利用适当手段实施约束与监督。政府与排污企业也可以邀请企业员工、环保组织、环境司法组织和居民等多方利益主体参与其中，强化他们对谈判双方的监督作用，以提出符合双方乃至多方利益的解决方案，达到利益均衡，进而保证环境行政协议的有效实施。这是我的信息，只有我自己才有权决定如何处置。

决定哪些信息是实质性的本身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对此可利用大数据分析的手段，筛选出个人最希望获知的信息，就如同电商网站对消费者消费习惯的大数据分析。在大数据受追捧的时代，揭开大数据的面纱和重申法的价值操守至关重要，而坚持知情同意原则、坚持以个人自决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价值首当其冲。无论是患者自主、研究参加者自主，还是个人信息自决，均归一于自主的人类价值操守，其并不因时代变迁而改变。[23]其次，大数据处理的频繁性，使同意征集的频次增加。

其又在第14条规定，参加者有权自由选择作出特别同意还是概括同意。[70]参见注[23]，第587页。

该办法的第39条规定：以下情形经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后，可以免除签署知情同意书：（一）利用可识别身份信息的人体材料或者数据进行研究，已无法找到该受试者，且研究项目不涉及个人隐私和商业利益的。特别同意的好处是，使参加者得以基于充分的信息和风险披露而作出是否同意的考量与最终决定，自主权得到最充分的尊重。《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36条明确列举了知情同意应当包括的内容，第37条进一步要求研究者对上述内容逐项向参加者进行解释说明，第38条更是直截了当地规定了应当重新获得同意的情形：当发生下列情形时，研究者应当再次获取受试者签署的知情同意书：（一）研究方案、范围、内容发生变化的。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所有的美国消费者阅读自己所浏览网站的隐私政策，一年内花费的时间将达到538亿小时,换算成经济成本大概是7810亿。

宪法人格权针对的是高度抽象的人格尊严，可操作性差，为此，必须通过民法上更加具体的人格权加以落实。[15]齐爱民：《拯救信息社会中的人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1页。在不降低保护水平的前提下，通过知情同意模式的革新找到其在大数据时代的正确打开方式，才是最理想的路径选择。信息处理者应采取一些特别手段，让信息主体看得到、看得懂被告知的内容。

生物资料库的大数据特征给知情同意原则的实现造成不小的困扰，一个核心争点在于使用库存样本开展研究是否需重新获得研究参加者的同意？样本采集入库时，都经过了签署知情同意书程序，这是就捐献样本的同意。专项行动产生了示范效应，包括京东在内的一大批著名互联网企业纷纷修改、更新隐私政策，实行更高层级的保护，例如，以增强告知或即时提示的方式给予用户明示选择权，允许用户即时撤销授权，对新的利用征集新的同意，提供便利的在线查询、更正和删除其个人信息的方式等等。

在大数据时代如何保护个人信息，这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学界已经普遍认识到了对旧有法律作出调适的必要性，实践层面探索更有效的保护路径的努力正在展开。其次，大数据处理的不同情境及其风险是同意分层的重要考量因素。

（二）以知情同意原则的改良为基本立场 要走出大数据时代知情同意原则的困境，从理论上讲，大概有三个改革方向可供选择：一是放弃知情同意原则，改采其他的个人信息保护路径。[54]在上述众多同意改革模式中，动态同意模式被认为是最有希望取代概括同意模式的选择。与一般的生物医学研究相比，基于生物资料库的研究具有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性造成了知情同意的困境。对此，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增加同意的涵摄性，使其得以容纳更多的处理利用，此即宽泛的同意模式。对人类样本及其信息的采集利用，应当经过研究参加者的知情同意，此乃国际通行的惯例。为解决这一问题，需处理好同意的具体与宽泛之间的关系。

[7]卡多佐法官写道：每一个成年的心智健全的人都有权利自主决定如何处置自己的身体，医生未经患者同意就进行手术构成侵袭（assault），并应因此负赔偿责任。以前述生物资料库同意模式革新的经验为借鉴，对个人信息保护知情同意原则的重塑，应坚持以自主为核心价值，以保护和利用的平衡为指导理念，针对大数据的特殊性，采取分层同意和动态同意的全新模式。

[61]从生物资料库的改革经验看，所有努力都是在寻找更合理的知情同意模式的维度上进行的，而不是在知情同意原则之外另觅其他路径。由此，极有可能导致的结果是特别同意被架空，概括同意取得绝对优势。

[14]如果套用卡多佐大法官对于知情同意原则的经典判词，对信息时代的知情同意原则可以作如下表述：任何一个成年的、心智健全的人都有权利自主决定如何处置自己的信息。可借鉴的经验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保护与利用的平衡，坚守与创新的结合。

与之相对应，使同意者知情的告知也应当是全面详实的，而不能是含糊不清的。[19]参见［美］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黄明坚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信息量的暴增意味着信息处理者要在信息披露、设计制作合规的知情同意书、发出和收回知情同意书等方面花费更多时间和金钱。基于持续有效的信息披露，信息主体能够享有对同意作出实时更新的权利，根据变化了的利用场景与风险，对原有的同意作出修正，包括对同意的范围进行更改、删除个人信息，乃至于撤回同意和注销账号。

（一）从小数据时代向大数据时代的演进与制度落差 大数据的字眼近两年频繁出现在学术文献和媒体语境中，进而人们习惯以大数据为标签定义当下这个时代。在纠纷解决程序中，知情同意是否适当则应由裁判者根据个案中的情况进行酌定。

[22]这样看来，大数据时代迄今不到10年时间，大幕刚刚拉开。基于多样性背景，实行分层的同意，应是改革的大势所趋。

而对在此之前的半个世纪里人类所处的信息时代，不妨暂称之为小数据时代(也有学者称之为前信息时代)。该条第（三）项是针对生物资料库的特别规定，不过仅限于身份可识别的人体样本。

我国《宪法》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2）空白同意（blanket consent），即在同意中不对信息使用的目的和范围作出限制，而是允许未来所有类型的使用。[40]See Joanna Stjernschantz Forsberg et al.，Biobank Research：Who Benefits from Individual Consent?，British Medical Journal,Vol.343,No.7826（Oct.,2011）,pp.480-481. [41]See Sirpa Soini，Biobanks as a Central Part of the Finnish Growth and Genomic Strategies: How to Balance Privacy in an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 Journal of Law，Medicine Ethics,Vol.44,No.1（2016）,pp.24，25－27. [42]See Won Bok Lee，Biobank Regulation in South Korea，Journal of Law Medicine Ethics,Vol.44,No.2（2016）,pp.342，343. [43]See Heather L. Harrell Mark A. Rothstein，Biobanking Research and Privacy Laws in the United States,Journal of Law,Medicine Ethics,Vol.44,No.1（2016）,pp.106，112. [44]See B. Hofmann，Broadening Consent-and Diluting Ethics?，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Vol.35,No.2（2009）,pp.125，128. [45]See Timothy Caulfield，Biobanks and Blanket Consent：The Proper Place of the Public Good and Public Perception Rationales，King's Law Journal,Vol.18,No.2（2007）,pp.209，216. [46]参见注[44]，第128页。知情同意原则改良模式是最为稳妥和理想的解决方案，而其得以贯彻的难点在于，面对大数据的特殊性，所谓的革新和调适路在何方。

因应社会变迁而反思法律的不适与变革，本为法学之使命，学术创新值得点赞。由此推及至个人信息的普遍保护，人的尊严始终应被置于最高地位，这一点不应因社会变迁而改变，即使是在大数据时代。

[8]这段判词精彩地阐释了患者自决的精神，成为日后有关知情同意原则研究无不援引的经典。基于传统研究的知情同意模式可被称为特别同意（Specific Consent）或狭义同意（Narrow Consent）模式，即要求针对拟进行的每一项新研究尽可能全面地把一切信息和可能的风险没有遗漏地揭示给参加者——即使是相关性不高和十分遥远的风险。

[20]2011年5月，麦肯锡研究所的研究报告给大数据下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定义，即大数据是一个数据集，其大小超过了传统数据库工具获取、存储、管理和分析的能力，本身数据的规模十分巨大，数据的交换率高，数据类型涵盖范围广同时保持了低数值密度。一些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生物资料库，如UK Biobank、deCode Genetics、Estonian Genome Project等等，均是采纳概括同意模式。